2019av新人无码在线观看 _汉代时期缗钱令颁行的背景与利弊

汉代时期缗钱令颁行的背景与利弊

西汉疆域


有汉一代,实施算缗钱者,可分为三个时期,一起自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商贾为纳税人,二自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始,扩大征税对象,加重税负,第三为王莽时期,以“均贵贱”为目标。三者相差较大,汉武帝时代的算缗钱,变革之大,前后政策差异之大以及贯彻实施力度之彻底,使得这一时期的算缗钱可单独成篇,汉武时期算缗、告缗以缗钱令而施行。

算缗令、告缗令之颁布,通常被认为是抑商政策表现,因其对商贾课以重税,困辱其发展,之后汉代工商业一片凋零。笔者对此观点加以保留,认为该临时税收政策,其着眼点在迅速增加国库收入,解决财政危机。对工商业之重创,仅为其客观结果,而缗钱令的最大影响是造成了社会的普遍贫困之局面,加剧了贫富差距,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影响。而缗钱令之法律意义及价值之探寻,更是须基于其制度之分析考证。在元鼎元年缗钱令告诏下之前,曾短暂有过一次算缗钱征收,即初算缗钱。欲探究缗钱令颁布之原因,必先察其时代背景。

一、汉代缗钱令颁行的背景

元狩四年冬,“初算缗钱”,到元鼎四年(前113年),下告缗令,相隔六年,元封六年(前105年),告缗令废止,其间六年。算缗实施前之形势,自汉武帝登基以来,取自然条件、对外战争和工商业发展三点加以考察。

汉代时期缗钱令颁行的背景与利弊

蝗灾


(1)自然灾害频繁

据《汉书·武帝纪》统计来看,自建元元年(前140年)到元狩四年,较大的自然灾害一共有9次,22年间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其中,因黄河决堤改道造成的灾害三次,虫灾三次,气候灾害三次,相比较文帝在位期间,较大灾害见于史书者四次,景帝时期三次,可见这一时期气候地质的反常。

两汉时期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精细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人头税构成税收的主要部分。由于频繁的自然灾害,基于人头税的税收收入十分薄弱。同时,自然环境的恶劣,一遇饥荒即出现“人相食”的惨况,灾民安置和移民也因此构成武帝时代的重要政策之一。于农业上增加赋税,不仅违背西汉初期以来的基本政策,更为武帝时开始确立正统思想的儒家所不容。

(2)大规模对匈奴作战

匈奴自战国中期崛起以来,一直成为中原政权的威胁。汉初,汉高祖“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和亲”,成为汉初和亲政策之开端。这一政策在惠帝、文帝、景帝三朝得到了延续。然而并没有阻绝匈奴对汉朝边境的骚扰。“从高后到昭帝,匈奴‘杀掠’汉朝人口达七八万”并把大量汉民变为奴隶。元光三年(前132年)春,汉武帝诏问公卿对匈奴政策之后,和亲政策基本被废止。加之贬谪了狄山之后,在朝廷中基本确立了“主战”的立场。历经元朔二年(前128年)的河南之战,元朔五年(前125年)的漠南之战和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之战之后,匈奴力量重创,汉取得对匈奴作战上的主动权。

汉代时期缗钱令颁行的背景与利弊

匈奴人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发动了对匈奴的决定性反击战漠北之战,自此之后,匈奴从水草丰腴的漠南地区退居环境严寒的漠北之地。之后,汉设立“河西四郡”并移民北上。对匈奴长达是十四年的战争中耗费了巨大的国力,加之自然灾害和大规模移民,以至于出现“县官大空”的局面,快速实现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成为元狩四年夏之后汉政府的当务之急

(3)汉初“抑商”

与商业发展汉代初年,接秦之弊,人口急剧下降,社会一片凋零。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朝尊黄老之术,鼓励民间产业的发展。汉初自高帝起律令对商人加以为官、衣着和重租税的限制,然而,惠帝、高后“复驰商贾之律”,法律对商人牟利较为宽容。加之文帝允许私人铸币和“开关梁”,商贾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和动力。汉律之商贾及子孙不得为宦,到武帝时期执行已大打折扣,桑弘羊以贾人之子十三选侍中即例证。

“訾选”和“官首”更是对其直接冲击,到汉武帝盐铁官营时“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该律已经完全名存实亡。律法之宽容,条件之便利,刺激商业发展,商人地位上升。就交通而言,除秦代驰道尚可用之外,通达南越、西南夷、夜郎,张骞之后及于西域。交通之发展,易于商品之流通。汉武帝时期,全国已形成关中、巴蜀两大商业城市,稍次之有三河及再次之八大都会。长安规模宏大,已有东西市,并加之专门官员三辅都尉管理。由此涌现出众多大商人,其财富达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之盛况。因而有晁错有“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困矣”之叹。

汉代时期缗钱令颁行的背景与利弊

汉代农民耕作场景插画


文帝即位之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巨大的从业人员,需要完备的商贾管理制度相适应,一是“市籍”,二是律令对“商贾”“贾人”之规范。市籍为户口管理制度之一,兼经商许可证之作用。并以此作为征收市租税之根据。大商人不必亲自前往市场从事商业活动,往往并无市籍,有市籍着,多为中小工商业者。秦汉律令中,多对商贾加以规范,如睡虎地秦简《金布律》“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二年律令》之《盗律》“智(知)人略卖人而与贾”等。

在汉朝最初的100年内,帝国政权一直是在和颇具影响力的城市首领们进行斗争。地方首领一是以封地为首一方的藩王,另一则是已以城市为依托富甲一方的商业贵族,两者往往相互依靠合作,商人利用诸候王的政治特权以谋求暴利,诸候则利用商人的资财来强化他们的割据。有些封君甚至低首仰给于商”,对汉朝造成威胁。商人主动攀附诸侯王获取好处,如孔宛氏“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诸侯王也常借助商贾扩充财力,如赵王刘彭祖与商贾撮合交易并加以征税,从中获取巨额收入,更有甚者受控于商人。有学者认为,七国之乱是在商业贵族操纵下,以诸王为傀儡向汉朝发起的反攻。

除了与诸侯王勾结外,商业贵族更多的是与地方官员之勾结。常见之方式即高利放贷奴役剥削百姓。田信通过张汤来获取经济情报,囤积待时抛售发财。高官如此,况且地方官吏。这种情况在地方少吏身上更为常见。汉初之商业贵族,多为关东豪族。当豪民身份与商人重合,治理变得尤为艰难。在推行郡县之内郡,官吏之于豪民态度,见于史书记载者,一则“视豪强,乃至于外寇等也”极力打击,二则利用豪强治理地方,如王温舒“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

汉代时期缗钱令颁行的背景与利弊

两汉钱币


三则与豪民勾结,一些地区少吏甚至出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状况,相对任免的长吏而言,也形成了一股地方离心力。商业贵族纵横捭阖,从方方面面渗透地方政权。由此,由商业创造的财富,独立在政治体制之外,会成为一种由不受政治控制的商人群体所固定地把持的资源,这是统治者不愿容忍的。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颁布推恩令,除嫡长子外,各封国内再封侯国,从地域和势力上削弱藩王。而对于藩王与商人之纽带勾结,并未打破。而对于豪民,多以严刑峻法及酷吏打击之,酷吏所到之处,豪民哀嚎,然则地方官吏依附于豪民者不在少数,构成治理豪民之障碍。因此,一场旨在剥夺商人之运动势在必行。

由此可见,汉朝对商业管理已经制度化,商人总体收入水平高于农民。在农业上,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地主因此成为轻田租和农业发展的真正获益者。可见,中层地主和商人数量大增,已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阶层。该阶层,以汉文帝“露台之产”界定,本文统称之为“十金之家”

二、汉代缗钱令的利弊

缗钱令由一开始针对商贾、高利贷者、囤积商,在实行过程中扩大到一切有产者,针对面广,大量的民间财富被国有化。就其税率而言,由“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两千”,和《汉书·禹贡传》“民心动摇,商贾求利??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可见汉代人认为经商本钱能够获之利润率为6%。缗钱令等于拿走商贾几乎所有的利润。面对如此高的税率,隐匿财产成为必然。而同时推行告缗,表明制度设计者在施行之前就有所考量,以算缗之税收征收掩盖告缗之财产掠夺之实,让商贾陷入两难的选择,此举本质上已超出“抑商”,而应归入“除末”之范畴。

西汉征收工商税界定商人之标准为“市籍”。市籍为户口管理制度之一,兼经商许可证之作用。商业贵族不必亲自前往市场从事商业活动,往往并无市籍。缗钱令突破了市籍,直接针对商业贵族。而禁止有市籍者及其家属拥有田产,一方面阻绝了中小工商业者通过购置田产避税,另一方面,没有市籍的商业贵族则不受此限制。可以购置地产,加之西汉盛行“以末致财,以本守之”之风气,商业贵族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更快的由商贾转变为地主贵族,加之以金钱结交权贵,或者因“官首”进入统治阶层,避免遭受打击。摧毁商贾群体之中下层,吸收可以吸收的中上层,彻底摧毁不能、不愿被吸收的中上层,完成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使得社会财富最大限度的集中在君主的手里。

汉代时期缗钱令颁行的背景与利弊

车骑出行图


对于农民而言,一方面减轻了商贾因囤积居奇和高利贷对农民的掠夺和奴役,利润丰厚的工商业遭受灭顶之灾,使得原本贫苦生计艰难的农民对汉朝权威更加认同。另一方面,精耕细作的农业需要大量劳动投入以保证产量。农业作为国家根本被汉代诸帝频繁提及,“力田”、皇帝籍田、减轻田租表明政府的重农政策并非停留在纸上谈兵,然而在高利润的驱使下,经商之社会风气盛行,农业生产力得不到保障。缗钱令打击之下产生的大量贫民可以充实劳动力,无市籍之商业贵族转变为地主后,其土地可以容纳一部分贫民。

另外,国家将收回来的土地再次分配出去,又能保证一部分因缗钱令破产的人的基本生计,缓和其与政府的对立情绪。缗钱令本质上也是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变更运动,财产税的征收规定就是意在剥夺商人的土地,并将之转由政府直接控制。汉朝掌握了大量土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一方面使得因大量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拥有土地,另一方面救济和宽赋税,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使得农民对皇帝感恩戴德,从而巩固统治基础

然而缗钱令并没有实现引导农业发展。一方面,长达十年的告缗促使民众相互揭发,引发社会恐慌,有产者朝不保夕,更不论从事生产,享乐主义风气盛行,“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工商业彻底被打垮。几年就出现商人少,钱贵之通货紧缩现象,根本上危及国民经济。另一方面,用司法手段打击偷税漏税,“杜周治之,狱少反者”。杜周治狱严苛,量刑重,很少有刑满出狱之人。又进一步减少了劳动力,并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恐慌。到了元封六年,“天子始巡郡国??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物资供应匮乏,连天子从官如此,况且寻常百姓,不得不取消告缗。同年“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面对萧条的市场,国家开始采取手段刺激商业的发展。而“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罪人赎罪,实则缓解刑狱,增加社会劳动力。

汉代时期缗钱令颁行的背景与利弊

西汉地图


由于不遵循经济规律,重创国民经济。中央政府之救济相比掠夺显得杯水车薪,根本上导致国富民弱之局面,《汉书·刑法志》之“百姓贫耗”道出其危害。上层和下层两极分化严重,对抗激烈,加之年年战争,汉武帝后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老年武帝反思过往,颁布轮台诏令,自此休养生息又重新作为政府的执政指导思想。昭宣时代民间工商业有所恢复和发展。然而,农商人口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到元帝时,“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成帝时,更是“民弥惰怠,乡本者少,趣末者众。”到了西汉末年,便随着那时一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所有在西汉年间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都一起崩溃下去。

除此之外,缗钱令所获财物众多,武帝设水衡都尉专门管理。水衡都尉之职权涉及上林的各个方面,包括上林内财物、税收官民、告缗财物、卒徒武士和官营手工业,是不折不扣的皇帝内朝私人官吏,从此彻底从少府中分化出来,推动“公”(国家)“私”(皇室)之财政观念分化,为之后形成大司农、少府和水衡都尉为核心的中央财政体制埋下伏笔。在财政统计上,水衡都尉和少府所代表的的皇室财政已超过了大司农掌管的国家财政。在加强了皇帝对于国家财政的控制之外,大量财富供养皇室,极易滋长奢侈情绪。而在水衡的推动下,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分离在光武帝时期最终完成。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中国商业史》、《秦汉民族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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